书札文化，是一种生活方式
前不久，一场规模不大，但相当特别的清代书札展览在琉璃厂亮相，这些书札里，有晚清词人、画家之间帮忙买盆栽的信，有道光翰林和珍妃祖父的彩色信笺，还有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杨锐向友人求借美国小说的信……从中，不仅让观者看到书法和笺纸的艺术之美，更让人窥见古代的人文风怀。
一百余年前，晚清词人、海派画家周闲在信中托朋友吴云（清代书画家，晚号退云主人）帮忙买盆栽，顺手分享自己生活的雅趣：“昨有吴兴友人做东洋生意者谈及花卉，轮船不能携带沪城。”
周娴手札
笔搁一半，周闲聊得不尽兴，他还在行间用小字加注，“鬼子不许舱面摆物，必须入舱，舱中货物堆叠，易于压折，且无水浇灌，舱中蒸闷容易受伤，虽托鬼子代购，不皆如此。”从周和友人的对话中可以想见，古人的日常活动是何等闲适。通过这封信我们还知道一点，原来海外代购在清末就已蔚然成风。
信笺之美，来自文人的悦目
书札不仅内容优雅，就连信纸本身也很赏心悦目。古代的信纸叫信笺，三四寸余，一拃多长，和今天一张普通信封差不多大。所谓笺，就是小而华贵的纸张，唐代元和年间，就有了最早的私人定制。
一位名叫薛涛的歌伎好制小诗，不但要求纸质细腻、融墨合意，还要有色彩、有花纹。薛涛雇工匠办起了造纸作坊，因为染笺时使用成都的浣花溪水，她的笺纸又名“浣花笺”。
拱花
五代有一种叫“砑光小本”的纸张，所谓“小本”，就是小幅的笺纸。在沉香木上用细线阳刻出人物、山水、鸟兽的图样，而后铺纸于上，用生蜡碾磨，这样线纹处就变得光滑明亮，形成图画。这种砑光笺后来发展成了凹凸印刷（古代称“拱花”），工艺一直沿用到清代。
宋元之后，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，古人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方法，在宣纸上印出精美、浅淡的图饰，作为文人雅士传抄诗作或书札往来的纸张。小小的一张纸上能印什么呢？大多是标注着当年的年号和干支，也有一些是某些文人的专用笺纸，所以上面印的也很可能是某个艺术家自己的斋号甚至官衔等。为了使得笺纸更加美观，这些字不是随随便便写的，每一个都从唐碑中精挑细选。看似简单，造笺人为了集字要研究不少书法碑帖。
信笺上的花朵和书法相映成趣
明朝以来，随着雕版、印刷技术的再次改进，文人开始自己设计、或请画家帮忙，在笺纸上绘制一些简单的图案，在上面题诗或者把诗抄在上面请别人唱和，开始做到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了。明万历朝，木版水印笺纸开始流行，人们在笺纸上印上花卉鸟兽、山水人物，甚至天文象纬和服饰彩章等，穷工极妍、美妙绝伦。同时期，描金工艺传出宫廷，在士大夫阶层中也快速普及。这时期的每一枚笺纸，堪称一幅微型画作，不可谓不精致。
书札，别只看书法
书札若以今天的审美眼光来看，更多人在意识形态里不自觉地把它赋予了书画的意义，实则信札对每个人来说感受都不尽同；书法家看书法，篆刻家看印章，史学家看文本……把信笺作为一个整体，也许它才是真实的完美，才意义更大，价值更长远。
张之洞信札，内涵丰富
例如下面这则清末封疆大吏王之春的一通信札，就非常具有史料和学术价值：
其人历任山西、安徽、广西巡抚，还曾出访过日俄德法四国做外事活动。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以后，慈禧出逃西安，扔下一个烂摊子，等大臣们割地赔款以后才“回銮”。王巡抚的书信中就透露出一个历史细节：“因筹赔巨款，皖中虽地瘠，民穷不能不稍急以难，而民生凋敝，比户罄悬，又未便遇事征求，惟节啬一切斯于少助，消埃已耳。综计各国共赔款四百五十兆以四厘行息，兹摊作四十年分……计项九百余兆，岁增二千余万出款……宫殿正在修葺，回銮已定七月十九日由陕州至正定，一路新政之行……废诗赋小楷，经济特科亦仍举行。”原来回銮之时，慈禧和光绪就一路上颁布新政，引入西方学科、废除科举考试。这反映了一段很重要的历史，清王朝虽然不能扭转自己倾覆的命运，但统治者在执政的最后，还是进行了力挽狂澜的尝试。
王之春的信札揭晓了慈禧和光绪逃亡后的历史
当然，这里需要指出，并非所有的手札内容都具有较好的史料和学术性，在明清官员中间，许多高官互贺节令、寿喜升迁的来往应酬信，都有师爷、幕僚代笔的现象。古代代笔主要是用馆阁体小楷书写，这种原本为科举考试和官府文牒设计的手写体工整严密，但匠气十足。相比较宋元时期的手札，清代的书法和信笺的审美价值，显然没有超越文献范畴之外更高的意义。
没有书写的年代，历史不会给文化留下太多痕迹
在精美的笺纸上用毛笔书写信札，是东方独有的文化。古人行文中的礼节和思维，处处体现着国人“卑己尊人”的处世哲学，从称谓语、提称语到正文，从思慕语、祝愿语到署名，书信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规则。
金农手札，书卷气浓烈
例如，很多回信开头会写“接诵”，这是指接到对方来信，已经用心捧读的意思；在文章结束，祝词也很有讲究，要和收信人的身份相适应。“顺颂勋绥”是祝愿对方早日升官，“顺颂商绥”是祝愿对方生意兴隆，“顺颂道安”是祝福老师的教育事业越来越好……在信中，上款不能对人直呼其名，都是称其字号。行文中也不出现“你”“我”“他”之类的代词，而是使用“尊兄”“愚弟”“大人”等敬语。正文中出现自己，不论是写“弟”或是自己名字，字体都要比其他文字小一号，表现自己的谦卑。
我们现在看这些东西，觉得套路很多，但是你要想想，古人的通信没有我们频繁，加上双方可能远隔千里、许久未见，一定有很多的心情要表达，这些‘套路’正是把人的心情，用一种相对固定和体面的方式书面化，以不至于人在文字上失态。
在古代，尺牍之学是人基本交流的工具，这些体例古人从小学、时常用，就像现代人使用电脑和手机一样，是他们的基本技能。我们只是距离他们的知识结构太过遥远，面对一个陌生的书信体系如盲人摸象，其实书札文化在当时并不高深莫测。
赵之谦手札
中国传统的书信文化是在不断发展的，总趋势是体例变得复杂高深。汉代司马迁写的书信就比较随意，东晋王羲之的便笺就已经出现了些规矩；到了明清以后，书信的规矩达到了顶峰。其中，官场书信走了极端，不但要遵循前代规定，还发展出了用于恭维他人的骈文套话，几乎每一种用途的书札都形成了一种标准文本。而那时的标准，恰好被今人偷而用之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公文。
程式化会扼杀书信的真意。古人即便是用白话文，也可以写得很好。尤其是家书当中，白话文反而流露出更深刻的感情，文笔丝毫不输文言文。
新文化运动以后，白话文全面发展；但到了今天，我们的日常通讯都用不到写信了，连短信都很少用。当代通信语言和口语在文字上已经没有差异。这样的微信时代，大约不会在文化史上留下太多痕迹。而古代的书信能留下这样的东西给人欣赏，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莫不是一种财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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